---摘要
近年来，美国企图对华发动“新冷战”，在政治、经济等多领域打压中国，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目的。然而，中美博弈与美苏冷战的时代背景不同：美苏冷战爆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中美博弈则发生在远离世界大战的和平时期；美苏冷战时的世界处于两极格局，而中美博弈时的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苏冷战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而中美博弈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面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中国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坚守正道，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以多边主义合作应对美国单边主义对抗，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突破美国经济遏制，超越国家、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界限，站在全人类高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博弈将出现软实力对抗与“混合战”加剧的趋势，全球治理体系重构和世界格局演进的进程将加快。
---关键词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美博弈；中国外交；美苏冷战
近年来，美国企图搞“新冷战”，在政治、经济等多领域打压中国，以实现其称霸世界的目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在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1），也是今天深入分析和认识中美博弈的重要思想武器。美国图谋对华挑起“新冷战”是新时代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外部挑战之一。美国试图政治上通过强化其意识形态，重建反共反中联盟；经济上搞“脱钩”，将中国推到世界经济体系边缘；科技上搞封锁，极力削弱中国高科技能力；外交上搞霸凌，挤压中国战略空间；军事上搞近岸威慑，在南海和东海开展军事挑衅活动；舆论上污名化中国和炒作“中国威胁论”，到处煽动疑华反华情绪；等等。美国搞“新冷战”的手法并不新鲜，很多都源自20世纪的美苏冷战。苏联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过历史性贡献，但是在主客观因素作用下最终走向了美苏冷战。美苏冷战既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不利于本国的繁荣发展。中国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坚守正道，不会重蹈苏联与美国争霸的历史覆辙，而是联合世界各国开展反对美国霸权霸凌的斗争。因此，美国对付苏联的冷战手法无法在中美博弈中取得当年的效果，中国将在“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中不断发展壮大。首先，美苏冷战爆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而中美博弈发生在远离世界大战的和平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打破了旧有的世界秩序，美苏作为两大战胜国具有构建世界秩序的能力，雅尔塔体系应运而生。德国、日本、意大利及其仆从国作为战败国必须接受战胜国的命令，而其他国家也不得不服从美苏安排，世界走向两极格局。中美博弈加剧处于美国极力维系单极世界但霸权加速衰落之际。没有世界大战的威胁，美国无法像当年那样携战胜国之威驾驭西方和发展中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德国与日本试图摆脱美国的控制，美国对委内瑞拉、叙利亚政权的颠覆行动均铩羽而归，当前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的主张亦未得到包括一些盟国在内的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珍爱和平、谋求发展的历史潮流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支持，美国难以通过战争等手段迫使他国打压主张和平发展的中国。其次，美苏冷战时期世界处于两极格局，而中美博弈处于世界走向多极化的时期。美苏作为当年的世界超级大国，实力远超其他国家，有能力以本国为中心构建霸权体系。在当前中美博弈加剧时期，世界格局朝着多极化方向加速演进，美国已无足够能力维系单极世界。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3）。1973年，苏联GDP占美国GDP比重达到历史最高值，为42.8%（4）。2020年，中国GDP已超过美国GDP的70%（5）。中国正在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西方国家对美国的离心倾向明显加大，政策独立性明显增强。俄罗斯作为世界力量中心之一，在军事、安全、能源等领域对美国形成有力制衡。推动世界多极化成为中国、俄罗斯、欧盟等未来世界重要力量中心和世界强国的共识，中国有条件将这种战略共识转换为瓦解美国单极世界霸权的行动默契。再次，美苏冷战处于殖民主义世界经济秩序与新殖民主义世界经济秩序转换时期，而中美博弈处于新殖民主义世界经济秩序与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转换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新独立国家，旧殖民地体系随着英法等宗主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衰落而瓦解。美苏都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并采用提供援助和干涉内政的软硬两手方式争取新独立国家加入本国阵营。大量新独立国家只能在美苏分别为中心的两大世界体系之间选边站。当前中美博弈加剧，美国试图滥用世界秩序垄断权实现利益最大化，其做法是对发展中国家资源的巧取豪夺和经济主权与安全的巨大破坏，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遭到了其同盟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反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谋求平等互利、共同发展，能够突破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弊端，激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中美博弈必然表现为美国维护新殖民主义体系，而中国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新秩序，并且从经济全球化的融入者转变为经济全球化的大力推动者。中国的主张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这使美国难以与中国经济“脱钩”或将中国挤到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最后，美苏冷战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而中美博弈处于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美苏争霸与军备竞赛直接刺激了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又推动了第三产业发展，也加剧了世界经济体系发展的不平衡。苏联在原子能和航天领域成绩斐然，但是没有很好地将科技成果转换为产业发展的动力，最终在与美国的工业竞争中败下阵来。中美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同一起跑线上，在不同领域各有优势，能否抓住机遇主要取决于创新能力的强弱。习近平指出，“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我们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6）。中国能够利用先进信息技术更好地制定战略规划，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美国实施自由市场经济政策，信息技术在经济规划方面的优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信息时代将形成主流话语体系和新媒体话语体系并存的双重话语体系，必然严重冲击美国话语权。中国政府执政为民，可以通过新媒体监督施政和宣传政策来提升政府的能力与威信。美国政府归根结底服务于垄断资本，对媒体实施软约束。在新媒体话语体系下，美国政府公信力必然受到冲击。中美博弈与美苏冷战的性质不同。美苏冷战的性质是争霸，而中美博弈的性质是称霸与反霸。美苏谋求世界霸权，造成北约与华约对峙、战争不断、军备竞赛、主权国家政权被颠覆等问题。古巴导弹危机事件后，美苏形成了互不直接开战的战略默契，因为直接开战意味着世界大战，两国都将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美苏争霸以冷战方式进行，双方在第三世界大打代理人战争，也发动针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战争。苏联与美国争霸一方面有利于遏制美国霸权，帮助更多国家摆脱国际垄断资本的控制；另一方面忽视了社会主义阵营内其他国家的主权和发展诉求。因此，美苏无论哪一方在冷战中胜出，不平等、不合理的世界秩序都难以改变。当前的中美博弈加剧时期，美国极力维系世界霸权，但其全球新殖民主义体系行将就木。中国不认同新殖民主义和单极世界，不搞争霸和强权政治，主张世界多极化，谋求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习近平强调，“中国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7）。中美的战争观和安全观大不相同。美国将战争视为称霸和谋取暴利的手段，而中国将战争视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手段；美国谋求“绝对安全”，而中国“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8）。中国不是通过争霸实现民族复兴，而是把实现“中国梦”与“世界梦”统一起来。习近平一再强调，“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9）。中国的主张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尊重，使美国难以像对付苏联那样构建反华军事同盟体系。美国为压制中国，以单边主义方式解构以往建立的世界秩序，试图重新分裂世界市场，制造阵营对抗，使世界秩序出现了由“统”到“分”的演变，并在战略博弈和思潮碰撞中步入大分化和大调整时期。历史经验表明，“分”而不“统”，天下必乱。“分”的历史使命在于实现更高层次的“统”。中国不是谋求在旧有世界秩序中改朝换代，而是努力实现“统”而不霸，推动世界秩序实现由“分”到更高层次“统”的螺旋式上升。中国要实现的“统”集中体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倡议既强调平等互利、尊重主权，又强调各国在世界性问题面前的共同责任与利益，体现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世界情怀和人本思想，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具有巨大的包容性，能够支撑中国缔结维护和平稳定与共同发展的国际统一阵线，凝聚构建公正合理世界新秩序的强大合力。美苏冷战的特征是对抗，而中美博弈的特征是中国巧妙化解美国的对抗性措施，以“道”化“术”，借“势”化“力”，以包容性合作应对排他性对抗。首先，美苏冷战表现为阵营对抗，而中美博弈表现为中国多边主义合作政策与美国单边主义对抗政策的较量。美苏展开阵营对抗，政治上结成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军事上组建了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经济上分别搞了“马歇尔计划”（“欧洲复兴计划”）和“莫洛托夫计划”（以及后来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形成了割裂的两大平行世界经济体系。进入美苏阵营的国家能得到超级大国的安全与经济保障，但需付出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的代价。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完全置身于美苏冷战之外，处于两大阵营中间地带的国家是美苏争夺重点，长期政治动荡或遭受战争摧残。与苏联不同，中国自改革开放后便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与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建立了紧密的经贸关系，并且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反对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权威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其他国家只感受到来自美国要求进入反华阵营的单方面霸权压力，这与美苏冷战时期遭受来自美苏双方霸权压力的情况大相径庭。选择加入反华阵营意味着继续接受美国新殖民体系的政治不平等、经济受压榨。因此，绝大多数国家希望同时与中美发展合作关系。为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10）。美国无法弥补别国由于加入反华阵营而遭受的巨额损失，其拼凑反华阵营的计划必将以失败告终。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美国白宫发表了史无前例的“南海声明”，表态“与东盟站在同一阵线保卫主权”，但响应的东盟国家寥寥无几。其次，美苏冷战双方进行排他性意识形态对抗，而中美博弈表现为中国“各文明包容互鉴”的主张与美国排他性意识形态的较量。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是美苏冷战爆发的标志，而杜鲁门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将“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美国指责苏联搞专制独裁，而苏联指责美国搞剥削压迫。美苏冷战时期，双方都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扩张来加强对其阵营内国家的控制，这具有明显的不平等特征。苏联解体后，美国依然坚持排他性意识形态，推崇“价值观外交”，试图以西方文明终结世界其他文明。在当前的中美博弈加剧期，美国蓄意挑起对华意识形态对抗，美国政客试图把国际社会绑上反共反华的战车，以中共概念取代中国概念，扬言对所有中共党员及其家属实施签证禁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了有机结合。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11）。中国反对将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不赞成“文明冲突论”，而是主张尊重文明多样性和各文明包容互鉴。习近平指出：“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12）；“靠冷战思维，以意识形态划线，搞零和游戏，既解决不了本国问题，更应对不了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13）；要“跨越文明冲突陷阱，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让世界多样性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人类文明多姿多彩的天然形态”（14）。因此，美国多年来推崇的“价值观外交”日益缺少吸引力，其拼凑反共反中同盟将难上加难。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污名化中国和编造“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暂时骗取民众支持反华政策，但是中美经济和社会联系十分紧密，民众难以被长期蒙蔽，美国反华政策的社会民意基础迟早将瓦解。最后，美苏冷战是两大工业强国的对抗，而中美博弈表现为虚拟经济大国与实体经济大国的较量。美苏冷战时期，两国都拥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并在各自阵营搭建出国际产业链网络。出于军事对抗需要，美苏都不敢轻易将重要产业的关键性环节转移他国。苏联解体后，由于失去了强大的外部军事威胁，美国金融资本集团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愿在本土维持庞大的实体经济，而是通过金融、科技等手段控制产业链高端，向全世界转移中低端产业链，通过世界经济垄断权巧取豪夺。美国经济由此患上了由“实”向“虚”的“富贵病”，而中国成长为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美国搞对华经济“脱钩”未必能实现重振实体经济的目标，由于资本逐利的本性，从中国转移出来的制造业往往没有回到美国，而是到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只要美国处于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尚未改变，依靠这种地位谋取超额利润的政策就难以改变。并且，美国短期内难以建立能够支撑大规模实体经济的人才队伍。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庞大，不但形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实体经济，而且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获得发展实体经济的持续动力：一是克服种种干扰与破坏，保持和加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合作；二是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搭建以中国为中心、整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资源的世界经济体系，推动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三是加强本国经济建设，依靠国内产业能力和巨大市场实现“国内大循环”。这三种方式将有力地助推国内国际双循环模式的发展。中国发展实体经济将获得四大收益：完善体系，增强抵御美国对华经济“脱钩”政策冲击的能力；巩固基础，支撑经济长期发展；扩大规模，使美国及其对华经济“脱钩”政策的追随者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保障国防，能够迅速形成强大的军工产能。长期而论，美国的虚拟经济乃无根之木，以其为支撑的美国迟早将在以实体经济立国的中国面前败下阵来。中美博弈能否走向“新冷战”并非由美国单方面左右，而是被世界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所决定，大博弈的胜出者必定是与时俱进的一方。中国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坚守正道、善于斗争，能够赢得主动、避免“新冷战”。中美博弈总体上或将呈现以下趋势。首先，软实力较量加剧，美国的国际话语权被削弱。美国对华发动“新冷战”的主要手段是在国际上缔结反华阵营来孤立中国。对此，软实力的运用至关重要。美国掌握着国际话语权，软实力暂时在中国之上。然而，中国的内外政策符合时代精神和历史潮流，符合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利益。与美国向他国强加西方“普世价值”的霸权行为不同，中国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共同价值”。美国维护霸权的行为不具道义优势，其经常用谎言蒙蔽国际社会和本国人民，炒作“中国威胁论”，对中国情况进行歪曲宣传。中国只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可获得道义优势，使中美软实力较量出现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在信息时代，传播技术飞速发展，美国建立在强大的媒体控制能力之上的信息霸权难以维系。其次，“混合战”攻防加剧，中国在关键领域努力赶超。中美博弈表现为以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信息战为主要特征的多领域激烈争夺。金融和科技作为美国支撑世界经济霸权的两大支柱是“混合战”的关键领域。中国为加快科技发展和破解美国的科技封锁，努力完善科技发展规划和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大经费投入和人才建设，并加强国际科技合作，“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15）。实践证明，中国科技发展模式能够保障中国迅速缩小与美国的科技差距，并在某些领域领先。“2019年，中国发表高质量国际论文59867篇，占世界份额的31.4%，排在世界第2位。排在首位的美国发表论文62717篇，占32.9%。”（16）中国在科技投入方面增长速度较快，规模已居世界第二位（17）。在美国滥用金融霸权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日益得到国际支持。2019年，国家外汇储备余额3.11万亿美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6.04万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2.78万亿元（18）。中国金融正在成为中国促进经济发展和改造世界经济秩序的有力保障。再次，全球治理体系重构，美国世界霸权难以维系。中美都主张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但其方向截然不同。美国极力通过规则和机构机制的改造弱化中国的影响和作用，甚至不惜削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权威多边机构的作用。中国希望去除全球治理体系不公平、不均衡的缺陷，能够更多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更有效地应对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引领下，中国与美国的全球治理观完全不同。美国强调“美国优先”原则，按照霸权利益需求改造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强调“要合作而不要对抗，要双赢、多赢、共赢而不要单赢，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扩大合作面，引导各方形成共识，加强协调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19）。习近平强调：“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20）；“要坚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21）。未来，中国将积极设置国际议程和议题，“始终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坚持联合国的核心地位”“坚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22），努力发挥二十国集团、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机构与机制的作用，“积极参与制定海洋、极地、网络、外空、核安全、反腐败、气候变化等新兴领域治理规则”（23）。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美国将构建反华阵营的意图融入全球治理体系构建行动中，而中国将推动各国平等地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并共享成果，以此夯实构筑全球和平与发展统一战线的基础。最后，世界格局加快演进，美国对华遏制战略难以为继。中国与美国的欧洲盟友在各领域都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与中国对抗不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其不会充分贯彻美国的意图，美国对其盟友在对华政策上施压的过程同时也是其盟友脱离美国战略轨道的过程。世界多极化将加快发展，欧洲成为世界一极的进程将加快，并在中美博弈中逐步走向中立。中国和俄罗斯被美国视为两大全球战略对手，同时遭到美国的强力遏制。两国具有应对美国挑战的共同需求和强大合力，都是新兴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改造世界秩序的共同利益与相通理念。因此，习近平积极推动中俄关系发展，于2019年6月5日同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中俄将保持“结伴而不结盟”的新型大国关系，彼此支持又各有侧重，携手在欧亚大陆共同构建新秩序。中俄“将继续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相互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大欧亚伙伴关系倡议，协同促进地区一体化和区域经济融合发展”（24）。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在地理上相互重叠，功能上相互补充，能够推动形成以中俄为主要支撑，范围涵盖东盟、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巨大地缘战略合作板块，并与美国的欧洲盟国以及东北亚盟国相连接。在此情况下，美国对中俄的战略围堵注定破产。中俄战略协作必然加大美国对伊朗、朝鲜、委内瑞拉、白俄罗斯等国施加强权政策的阻力，使美国受制于自己制造出来的热点问题。同时，金砖国家等新兴发展中国家也会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对美国的新殖民主义体系造成日益强大的冲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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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晓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秘书长